本期人物：但昭义

1940年生于重庆。1964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并留校任教，1995年调任深圳艺术学校，历任深圳市钢琴协会会长、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从教37载，培养出陈萨、李云迪、左章、张昊辰、何其真等多位青年钢琴演奏家。截至2010年，但昭义门下21人在国际钢琴赛事中斩获58项奖，创造了钢琴艺术教育史上的奇迹。曾获“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文化部“第五届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30位杰出人物”等奖项和称号。

 

 

我是55岁来深圳的，当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没剩几年了，但我还是希望走出四川盆地，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深圳是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和事业分水岭，是这座城市将我推上钢琴教育事业的巅峰，如果不来深圳，可能都做不出这么多,我来深圳是偶然中的必然。

 

1995年路经深圳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是一座移民城市，人际关系相对比较单纯，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

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1964年，我在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除了短暂到京进修外，基本大半辈子都呆在了四川。当我快55岁的时候，眼看没几年就要退休，于是就想到趁着自己还有一股不安分的劲，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再干一番事业，并且希望能尽量去经济发达、对外交流机会多的沿海城市。

 

当得知我有向外寻求发展的意愿时，时任深圳艺术学校校长的陈家骅和李祖德随即向我发出邀请，并立即托人与我建立了联系。其实，在1994年9月，我和李祖德校长就有过一次交集。那是在第一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上，我的学生陈萨、吴驰双双获奖，一金一铜，李祖德就在现场观摩了赛事，还邀请我们到广东巡演。虽然当时未能成行，但是自此对深圳这个城市留下了印象。

 

所以在1995年初，我带着学生李云迪前往美国比赛时，特地绕道，选择从深圳过香港乘机，就是为了到深圳看一看，也顺道了解了深圳艺术学校。

深圳艺术学校经历了一个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过程。在深圳正式建市之前，全宝安县只有一台钢琴，还是因上世纪60年代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前来演出而专门购置；1985年，原广州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副主任陈家骅，毅然决定从省城来经济特区开拓艺术教育事业，同年3月，他与张文倩等艺术工作者创办了深圳飞腾艺术小学，两个月后这所业余小学获市政府正式批准，转为专业性质的深圳艺术小学（简称“艺小”）；次年，艺小获市教育局批准正式招收全日制学生；1988年，艺小更名为深圳艺术学校（简称“艺校”），附设中专班；直至1993年8月，艺校升格为普通类艺术中等专业学校。

 

然而当李祖德向我抛出橄榄枝时，我没有马上答应他，那时我还任教于四川音乐学院，从大学教授到一所中专教师，这种变动对我，不免还是有点介怀。

 

其实当时我还有两个选择：厦门或者广州。我曾经去过厦门的一家音乐学校和广州星海音乐学院考察，后来发现都不是很适合自己，因此没有很动心。

 

1995年路经深圳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是一座移民城市，人际关系相对比较单纯，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还记得1994年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我有两个学生在比赛中获奖。那是因为13位评委中有10位是来自国外的专家，他们避开了国内比赛常常会带有的“印象分”影响。尤其是文化部当时从组织初选开始就实行不论来自哪里，不论是国际国内，名师名校或普通一般一律平等对待，不提供选手背景资料，以编号进行选拔。所以当得知我两个学生以地方学院的身份入选时，非常意外。评委主席和我的恩师周广仁先生后来见到了我都说：小但呀，要是当时知道两个都是你的学生，也可能只选一个了。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大学里规模大，历史长，层次多，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而小小的深圳艺校，大家异地而来，没有那么多上上下下的关系牵连，相处反而比较简单，况且我看到包括校长陈家骅、李祖德，还有大部分专业老师都是从武汉音乐学院、广州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大学调来的，我想人家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一下子就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所以，当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就告诉了两位校长，最终决定来深圳。

 

1995年10月1日，那一天，我率领着包括学生和家长在内近10人组成的“川军”南下，学生中年龄最大的陈萨16岁，年龄最小的宋浩才5岁。

带着学生和家长一起南下

那时候的深圳艺校已走过起步阶段，到了上升发展期，有很全面的钢琴科、声乐科、管弦音乐科等系统科目，学校当时有30余名教职工和80多名在校生。我想着来了之后，应当可以轻松自然地开展教学工作，但没想到差点来不成——当时深圳特殊人才引进政策里规定，正高职称年龄限定为50岁，我岁数都55了，超龄5岁。后来听说政策会变得宽松，特别优秀的可以超过50岁，但到了真正办理调动的时候说，因为没有正式文件，还是不行，我面临着有可能要打道回府的囧境。

 

后来李祖德、陈嘉骅校长就找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首届市文联主席李伟彦，上下斡旋、四处奔走，做了不少工作才柳暗花明，顺利跨过这道坎。

 

不过我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当时我在四川还带着学生，如果我离开了，学生们怎么办？例如，李云迪9岁起就在我身边学钢琴，陈萨那时刚刚崭露头角，离开他们我心里放不下。于是我和学生家长一一谈话，希望能说服学生随我一起到深圳继续上课，但不勉强，不能跟随的，就给他们找接任老师，到开学时能顺利接上课程。

 

虽然深圳在那时是一座新兴城市，但沿海地区的物价水平还是比内地要高，出于经济考虑，当时李云迪父母犹豫着要不要来深圳，虽然李云迪那时只有12岁，但已很有主见了，他的态度很坚决，说你们不去我也要去。陈萨的家庭条件更是困难，父亲已过世，她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她母亲担心到深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更别提让陈萨安心学好琴，所以当时都已经跟我告别了，说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后来她们反复考虑，又找到我，说把句号改成逗号，跟我去深圳。

 

所幸深圳给予的条件非常优渥，后勤提供了保障，能给学生的家长提供就业机会，还安排他们居住在“黄木岗”社区，去比赛可以在学校提供的三角钢琴上练习，假期有人专门留守给我们开琴房门，陈萨母亲后来就在艺校图书馆工作。

 

于是我特地挑选了一个好日子——1995年10月1日，那一天，我率领着包括学生和家长在内近10人组成的“川军”南下，学生中年龄最大的陈萨16岁，年龄最小的宋浩才5岁，老老少少、浩浩荡荡地坐飞机举家南迁。出发前一天查看天气预报，说是阳光灿烂，没想到第二天深圳就刮起了台风，我们都是冒着台风去取行李的，就像是洗礼一般，感受特别丰富。

 

包括李云迪、陈萨在内，我的学生能够屡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离不开深圳创造的机会和提供的条件。

打造冠军种子选手的摇篮
 

我抵达深圳没几天就开始上课了。当时陈萨还是带着任务来的，1994年她在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表现，引起当年担任评委的英国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创始人兼评委会主席范妮·沃特曼的注意，结束演奏后，范妮就让她的丈夫带着名片到后台，邀请陈萨参加1996年的利兹比赛。

 

利兹国际钢琴比赛是世界顶级的四大赛事之一，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望而生畏”的比赛。我出生于一个外科医生的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喜欢音乐，就希望6个孩子中能有一个从事音乐行业，那个时候的四川在音乐教育上还是非常滞后的，会一点儿琴就不错了。我没有很好的童子功，直至1956年考高中的时候，才进入当时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接受系统训练，我从来没想到去参加国际比赛，更没想过去拿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做培养高端人才工作的定位上。

 

所以当接到范妮·沃特曼的邀请时，我和陈萨都没勇气决定去参加，直到1995年底，利兹钢琴比赛组委会寄来章程和书面邀请，我问陈萨去不去，她反反复复考虑后告诉我说愿意去试一试。于是我们在深圳第一年的寒暑假，都是在学校琴房里度过的。1996年，17岁的陈萨在英国利兹钢琴大赛获得了第四名，在这个面向成熟钢琴演奏家的赛事里，她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并实现了中国人在这一国际顶级比赛中获奖“零”的突破。

 

1999年3月，我带着李云迪赴荷兰参加第五届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同年12月，他在第二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中高中榜眼；2000年，他由国家文化部选派去参加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脱颖而出、夺得金奖，成为该赛事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包括李云迪、陈萨在内，我的学生能够屡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离不开深圳创造的机会和提供的条件。从我刚到深圳那一年开始，每年深圳交响乐团都邀请我的学生在音乐会演奏协奏曲，他们才是十几岁的孩子，这在国内职业乐团的安排中是很难想象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和这么成熟的乐团合作机会很难得，这一点就让我感觉深圳的条件实在太好了。

 

我们的学生们得到了很多赛事锻炼的机会。例如李云迪刚转到深圳艺校时，他就受邀参加深圳少儿艺术团赴欧洲巡演，可以说是在各种各样的演出中成长起来的。

 

登上舞台演奏难免会紧张，李云迪也不例外。我记得刚到深圳那会儿，我们在群众艺术馆演出，我通常会在后台鼓励学生，再把他们送上舞台，当时李云迪登台后，底下的观众一下子哄笑起来，我们在后台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观众告诉我，说李云迪是同手同脚走出来的。这事之后，在登台前他都会踏一踏步，但由于紧张，走出去时还是同手同脚，但一次次锻炼多了，就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深圳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这些锻炼和磨炼对他们的成长和他们最终能创造出那么难能可贵的成绩是分不开的。

 

回顾在深圳20年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我在深圳实现了最初来深圳的愿望，实现了我潜在的人生梦想。

通过音乐普及教育树人

自从我的学生在多个国际比赛中得奖，我感受到了社会对我的期待。当时有很多单位邀请我合作开办钢琴培训机构，我都没有答应。我不愿意做商业味太浓的事情，我更关注社会层面的义务教育，我当时决定到深圳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认为自己比较适合做基础教育工作，当时大家说深圳是文化沙漠，而我则愿意选择去“文化沙漠”普及钢琴基础教育，去从事音乐育人的事业。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末，中国兴起一股来势迅猛的“钢琴热”。一时间钢琴考级很活跃，考级教学最火的时候，有一种说法，音乐学院里“除了烧锅炉的不教钢琴，其他的都在教钢琴”，这话当然太过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的社会需求量之大，现有的专业钢琴教师数量不能满足，其他副科老师都改上钢琴课，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去教钢琴。在我担任考级评委过程中，就发现考级中表现出许多不合格教学现象和家长学生对于学习钢琴的功利性目的。

 

这个时候我就感到肩负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想我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我应该把钢琴教师的培训工作抓起来，以一人之力去带学生，不如去影响那些在社会上执教钢琴的老师，让他们去覆盖更多、更广的学生群体。

 

于是在2002年，秉持着进入到社区层面扩展基础教育的理念，我与招商会合作在蛇口的一个社区里开办了一个钢琴培训机构，叫“招商会·但昭义钢琴艺术中心”，致力于培训社会上的钢琴教师，将社会层面的钢琴素质教育扩大到钢琴教师的基础教学培训；2005年，市里的新少年宫建成后，我受邀再在少年宫开办两个培训中心，仍然致力于针对钢琴教师的教学培训，我把周末的时间腾出来，周六去一个中心，周日去另一个中心，亲力亲为地开始了我从教以来最认真的，面对社会层面的钢琴普及教育工作。

 

在培训中心，凡申请参加培训的老师必须通过我的考核，录用后我会去听他们上课，做出鉴定，还通过对他们的学生上课，让他们听我的课来进行一种直观的引领；我们还在每周定期举行教学实习演奏会，通过对每个学生的演奏进行讲评，也可以说是对教师教学的点评，表扬优点，指出缺点，通过指出问题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通过表扬优点肯定成绩，提出继续巩固提高的目标。就这样，我把老师们的教学管理带动了起来。

 

至今，蛇口的培训中心已经成立12年了，少年宫的培训中心也在今年要庆祝开办10周年了。十多年来，不论在深圳的钢琴比赛，还是全国性的比赛，我们中心老师带的学生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在钢琴考级方面每年都有好成绩。现在我可以讲，通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教师的整体水平已经可以让我放心，他们不会误人子弟。

 

2009年，我回到母校四川音乐学院，不仅继续着我发挥余热的教学工作，还应聘担任了学院钢琴艺术研究院院长的工作，开始两地的接力。当时有很多媒体采访我，问我是不是要离开深圳，我的回答是：“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深圳。”